神木金融风暴:不到一年失踪跑路老板达200人

　　摘要：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12年底以来，神木失踪、跑路的老板多达200人，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初步估计超过百亿元，涉诉人数将近8000人。神木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几次内部会议上，县委书记雷正西也称跑路的老板为“害群之马”。

　　一条四十多字的信息，让中国西部最富裕的县城，险些陷入混乱。

　　7月12日，一些神木市民收到这样一条手机短信：“神木经济一落千丈，神木人民人人要账，三角债务你拖我拖，现任领导要跑神木不得解放，定于15日上午10时在广场集会。”

　　3天后，数百人围上了县委县政府大楼，直到傍晚才散去。

　　尽管4名据称是散布谣言者已为警方控制，政府在当地电视台报纸也刊发消息澄清事态，但这依然难以安抚神木人脆弱的神经：过去半年，煤炭价格暴跌，停产企业不计其数，老板跑路、自杀传闻接连不断，许多人放出去的钱都有去无回，数代人积累的财富打了水漂。

　　深陷民间借贷困局的神木，会成为下一个鄂尔多斯吗？

　　煤市变局

　　从神木市区驱车往西，不过四十分钟，就到了西沟乡，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塬上，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家煤矿。乡村柏油路上的大货车碾压出的一道道车辙，记录着昔日的繁荣。

　　7月末的一天，大圪达煤矿的两层白色办公楼二十多间办公室里，大部分都锁上了门，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上网打盹儿，留守看门。大青壕煤矿、碱房沟煤矿，这些开采了十多年的产煤大户一下子安静下来。

　　四十出头的陈斌，经营着西沟一座煤矿，他身材瘦削，嘴上的香烟一根接一根，基本没断过火。尽管厂子里早就不出煤了，但是每隔几天，他还是会过来看一看。陈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去年底，当地大部分乡镇私营煤矿陆续停产，少数还在生产的几家，产量也大不如前。

　　神木人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煤炭已经不再是抢手货，当地俗称的三八块煤，2008年顶峰时一吨能卖上800多元，现在只有一半价，仅今年上半年，煤炭价格就跌了快三分之一，可谓煤灾。

　　在陈斌矿上的货场里，几个小山包般的煤堆，去年起就堆在那里，几月都没人问津。原来河北、山东的客户现在都买从美国海运的进口煤，到岸价和西沟坑口价差不离。县里的几个电厂，用煤也不如以前多，今年头三个月，神木全县的火力发电比去年同期少发54.5亿度，电厂的库存煤都够烧好几个月。

　　上个月，好不容易经人介绍卖出10万吨，刨去给介绍人20%的提成，陈斌一分钱也没有赚到。“煤是越放越不值钱”，陈斌说，热值为6100大卡的优质发电煤，放上一个月，就成为了5400大卡，质量等级一下子就下了一个台阶。

　　停产成了煤老板们不得已的选择。

　　经过2010年和2012年两次大整合后，中央省市三级国企基本垄断了神木煤炭开采，私人、乡镇煤矿尽管在企业数量上仍占多数，但在全县煤炭产量总盘子的份额下滑到了11%，对于神木地方财政而言，仍有明显的影响。

　　神木县的统计显示，今年前5个月，该县国有煤矿产量微增1%左右，而非国有煤矿产量同比下降13.9%，但同期该县财政总收入同比却减少了26%多。而今年头两个月，辖区内企业上缴利税同比减少了31%.

　　考虑到神木的财政收入八成以上来自煤炭，由此推算，实际减产情况可能更为严重。而这也是神木县委书记雷正西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在今年4月的一次会上，雷正西对着台下的民营企业家说，未来几年是国内煤炭产能集中释放期，煤炭资源不再“奇货可居”，这个时候如果停产观望，看似“隔岸观火”，实则自断活路，现在手头的煤炭资源有可能由“活宝”变成“死宝”。他要求煤老板们“有煤快挖，有水快流，充分释放工业产能”。

　　神木县曾规划今年煤炭产量再增加1000万吨。雷正西早年当过中学老师，出口成章，但是任凭怎样的好口才，也难以说动煤老板们再把矿工找回来，重新开工。

　　借贷疯狂

　　神木的民间借贷，最早始于煤矿投资。据《中国新闻周刊》从多位当地人士处了解，目前仍然有至少四成以上的民间借贷资金沉淀在煤炭行业。

　　那是在2002年前后，陈斌回忆，当时，一块几平方公里的矿山，中标价不过数百万，三四个亲戚，一人凑个百八十万入股，事情就成了。

　　这年，陕西启动建设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当时思路是利用榆林、延安两地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提出形成1亿吨原煤生产能力的目标，实现“煤向电力转化，煤电向载能产品转化，煤油气盐向化工产品转化”。

　　2003年9月，作为榆林能源重化基地建设的骨干项目，神木锦界电厂终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次月破土动工，当时的一期工程总投资110亿元，装机容量为240万千瓦，被陕西省视为“中央在国庆期间为我省，特别是陕北人民送上的一份最为珍贵的厚礼”。

　　火电建设的高潮，也极大刺激了对发电用煤的需求，6100大卡的电煤价格也从2002年的150元左右涨到了2005年的270元，几乎翻了一倍。这期间，神华神东煤炭集团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司等中央省属企业虽然产值迅速膨胀，但对地方财税贡献有限，神木政府开始组建煤炭开采的县级队，鼓励民营企业参与煤矿开采。

　　到了2005、2006年，煤矿招标价格早已翻番，再像陈斌那样单靠身边亲戚朋友凑股，已经跟不上形势。当时，小额贷款公司还未落地，整个神木县城都没几家典当行，商业银行几乎不向中小企业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借贷几乎成为私人开发煤矿的唯一资金渠道。

　　于是，陈斌的融资圈子，开始从亲属圈，扩展到朋友圈，融资方式也从入股，变成了打借条。据陈斌回忆，当时的月息一般在一分五厘到两分之间，折合年利息最高不超过24%，还不到煤炭开采利润的一半，快的时候，本钱不到一年就能还上。

　　到了2007年，优质电煤价格已经涨到了每吨530元，神木的民间借贷也随之出现井喷。

　　那时，来神木运煤的卡车昼夜不断，堵车时，在301省道和204省道上，形成的长达数十公里的车队，成为陕北一景。稍有家底的神木人，都开始想方设法找煤矿放款，而煤老板们也需要更多的资金去撬动更多的项目。

　　一夜之间，在神木最繁华的东兴街上，几乎是十步一家典当行、百米一间担保公司，有的是在街边挂牌经营，有的则直接开在居民楼里。两三年间，不大的县城里，聚集了不下上千家这样的地下钱庄。

　　神木由存款人、“地下钱庄”和借款人三方组成了民间融资机器高速运行。地下钱庄，大都是几个熟人合伙经营，少数为企业出资。存款人一般是“地下钱庄”经营者的亲戚、朋友。此外，还包括少数像龚爱爱这样的银行管理层直接把银行贷款注入地下钱庄。

　　当时，“地下钱庄”从存款人手中以月利率为2%到3%吸收现金，再以月利率为3%到4%放给借款人，快的两三个小时后就能放款，而存款人每三个月就能拿到地下钱庄返还的利息。

　　在2009年以前，煤价坚挺时，民间借贷资金都投向了煤炭，当时一吨面煤的生产成本不过200元出头，而售价则高达400多，利润几乎是百分之百，仍能覆盖当时地下钱庄的借款成本达年息48%，只要煤炭价格仍然保持在高位，并无大风险。

　　资金“脱煤”

　　2010年，神木的民间借贷渐入高潮。

　　一部分资金开始流向北边的鄂尔多斯，当时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的存款月息已经达到了4分到5分，比神木本地的利率高了近一半，一些神木的地下钱庄经受不住高利率的诱惑，开始把钱投向鄂尔多斯，彻底脱离了煤矿。

　　据神木当地多位典当行和担保公司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透露，最初，流向鄂尔多斯的资金中，有超过一半是投到了房地产，当时，这座人均GDP堪比香港的城市，其住宅价格正从均价三千向一万五奋进。

　　神木的房子也越盖越高，以前东兴街上的几家老的星级酒店，多少年都是当地雷打不动的地标建筑。到了2010年，城南、城西的塬上，起了二十多层的住宅楼，县城一下子就长高了。以前老神木人都瞧不上的地方，房价也一个劲地往上飙，一些繁华地段的新盘一度卖到了每平方米近2万元。

　　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开建近10年后，榆林在陕西省的经济排名从第七升至第二，仅次于西安。榆林下辖的神木县在2011年，人均GDP就超过17万元，逼近鄂尔多斯。政府的腰包也鼓起来，2010年开始，12年义务教育、轰动全国的“免费”全民医疗，诸多光环开始戴到这个西北小城的头上。

　　煤炭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在神木催生了上千名身家过亿的富豪，那时当地流行一个段子，东兴街上一堵车，马路上就成了豪车展，悍马、路虎比比皆是，洋酒庄、高级会所，一下子从北京、西安这些大城市里复制过来，县城里繁华路段人行道上都铺上了花岗岩，就连东山的黄土坡上，也装了景观灯，一到夜晚，整座山包都闪闪发光，仿佛流星坠地。

　　资金掮客的队伍也越来越大，据当地人介绍，当时只要家里门口停上几辆豪车，在东兴街上的大酒店里租上一间套房，地下钱庄就算开张了。此时，一些人，则打着煤炭的旗号，搞诈骗，民间借贷开始变味。

　　2011年6月，30岁的神木当地人刘旭明称，他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长青集团处，接手了位于阿左旗石驼山矿区煤炭资源详查探矿权证。于是，这个家境普通的年轻人，仅凭借这么个虚构的“故事”，就募集了3亿多元资金。

　　一位曾经借钱给刘旭明的当地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旭明平日里出手阔绰，此前在2010年举办婚礼时，车队中光加长林肯轿车就有二十多辆，还请来一些二三线明星表演节目助兴，整个婚礼的花销据说超过数百万。这些都强化了当地人对刘旭明是“有钱人”的印象。一些人打听着找上门来给刘旭明送钱，要求入内蒙古煤矿的股。

　　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一份内部数据显示，2011年底，神木民间借贷用于煤炭等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40%，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或集资炒房的占15%，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占40%，投机及不明用途的占5%，进入实体经济尤其是一般生产经营的资金比例并不占主体。

　　老板跑路

　　陈斌家里两代人都是做煤炭生意，到了2011年底，连他60多岁的父亲都觉得利息已经高得离谱。

　　从神木县法院后来公布的信息看，2011年审理的679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95%以上月利息在三分左右，甚至有的在三分五以上，而放款利息则普通超过四分，有的达到了五分，折合年利息为60%，已经逼近当时煤炭利润的上限。

　　于是陈斌陆陆续续把神木、鄂尔多斯、府谷的煤矿的几座煤矿出让，接盘者大都为国企，陈斌用卖矿的钱，在北京、上海购置了写字楼、高档公寓，煤老板摇身一变成了炒房人。

　　陈斌的选择并非个案。新民沟沙渠煤矿老板王藜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去年就把矿给盘出去，实在干不下去，也不想干了。

　　仅今年6月份，神木县就达成了两宗煤矿转让，其中较大的一笔是，神府经济开发区赵家梁煤矿老板白治彪，把一块27平方公里矿区剩余的3年多采矿权，以1.18亿元的价格出售给省属国企陕西恒源煤电集团赵家梁煤矿有限责任公司，该矿年产量约50万吨，在当地私人煤矿中，规模已属大型。

　　煤老板转型之际，正值神木的民间借贷规模如滚雪球般飞速膨胀。据中央财经大学专门研究民间金融的李建军（微博）教授测算，截至2011年底，神木县民间资金总规模在500亿元左右，民间融资规模在200亿元左右。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崩盘和煤价暴跌，则把神木的民间借贷推倒了悬崖边上。

　　2011年底，鄂尔多斯的房价从顶峰的一万多，跌到了两三千，在康巴什新区，一些房子眼看就要封顶，因为没钱，只好停工。但是，鄂尔多斯的危机余震，在数个月之后，才传导到神木。

　　2012年春节一过，好多人已经有四五个月没有拿到分红，路边的典当行不知道因为什么就不再开门，而常设在星级酒店里的投资公司悄无声息地早就退了房，手机里熟悉的老板电话不是成了空号，就是转到小秘书来电提醒。

　　老板们跑路、自杀的新闻频传。这年底，号称神木县“集资大王”的刘旭明、乔秀峰、刘国林、王凤义等人先后“跑路”，原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龚爱爱拥有数百套房产在当地早已不是新闻，其“房姐”身份在全国曝光后的销声匿迹则引发了公众的恐慌。

　　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12年底以来，神木失踪、跑路的老板多达200人，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初步估计超过百亿元，涉诉人数将近8000人。神木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几次内部会议上，县委书记雷正西也称跑路的老板为“害群之马”。

　　政府维稳机器随之启动。2013年1月，神木县成立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并要求乡镇上报当地涉及非法集资的数额和人数，到了6月，神木警方已经刑拘了近百个非法集资嫌疑人。7月9日，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在神木调研时称，对于民间借贷问题，要分类处置借贷暴露出的问题，对一些重大案件，要集中力量督办，适时公布进展情况。

　　无人续贷

　　在高利借贷的链条上，任一环节的停滞或中断都会导致整个链条的崩盘。由于上线跑路、下线又无新的资金注入，眼下，神木的民间借贷一如高悬的堰塞湖，区域性金融危机一触即发。

　　7月下旬，《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以办理房产抵押为由，在神木县城内多家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贷款，得到的工作人员的回复均被拒绝，其中一家工作人员直接表示，账上没钱，过些日子再来问问。

　　银行也闹起了钱荒。一位当地股份制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支行开张到现在还没有盈利，每到月末，还得四处找关系拉存款，走一天的账，熬过上级对存贷比的监管。

　　钱荒迫使银行不得不惜贷。中国人民银行神木县支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为330.2亿元，比年初减少了27%，而同期的贷款金额比年初大幅减少了85%.这一下滑幅度甚至超过了鄂尔多斯。

　　神木的整个金融系统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受此影响，神木今年安排的原计划总投资达89亿元的15项在建重点工程，到了3月底，总投资尚不足8亿元，也出现了融资困难的问题。

　　神木城西二郎山上的庙里，香火比起往年更加旺盛，当地人说过去是为了求财，现在时运不济，烧香是为保财，指望放出去的钱能够收回来。

　　许多当初放款给地下钱庄的当地人，如今手头上多少都有几套位于康巴什新区的“豪宅”，都是上线打发来抵押的，虽然地处“鬼城”，但还残存着一丝希望。“这已经算不错的”陈斌说，有几套房子在那里，就等着慢慢涨吧。

　　《中国新闻周刊》从多位神木当地人士处了解到，很多身家过亿的煤老板在过去一年多已经陆续将手头的煤矿出清，基本上躲过一劫。那些在高位接盘煤矿的资金，虽然受煤价暴跌影响，可能会损失利息，但本金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

　　此次，受到到冲击最大的，则是那些被诈骗的中产民众。很多人都是把几十年节省下来的钱都给投了进去。今年3月13日，刘旭明已被神木警方刑拘，4月18日被神木检察院批准逮捕，神木公安证实，相当一部分资金已经被刘旭明偿还旧债、支付利息、买车以及挥霍。刘旭明非法募集的3亿多元的资金究竟还有多少能够追缴回来，情况并不乐观。

　　目前，神木政府尚未表达兜底意愿。老板跑路、资金追缴困难，民众的愤怒的情绪，终于被7月12日那条短信所点燃。数天后，县委县政府门前的人民广场上已经恢复往日平静，但民间借贷的危机并未解除。

　　下个引爆点，或许就隐藏在县城窟野河西岸那一排排尚未完工的高层住宅里。7月末，尽管神木新盘价格依然坚挺，但二手房的报价已经开始下滑，一些去年还值100万的房子，如今已有人开出70万的价格甩卖。考虑到今年年底，还有4000套保障房将进入市场，届时神木房价的变动，势必将再度挑动人们敏感的神经。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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